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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一期《瞭望》刊發文章，稱對官員“私生活”進行監督，無論是從現實情況還是就公共治理角度說，都應是反腐斗爭的重要內容。文章援引了北大政府管理學院李成言教授的觀點：“就官員的實際收入來看，如果他們一旦生活腐化，想要支付巨大的個人開銷，那就只有尋找權力出租，由此也誘發了其他犯罪行為的發生；可以說，目前絕大部分貪官的產生，生活腐化是重要的催化劑。”不少地方曾相繼出臺有關條例，紛紛瞄準官員“私生活”，但這些措施沒達到抑制官員“私生活”腐敗蔓延的預期效果。

筆者以為，監督官員私生活的關鍵是怎么監督、誰來監督。各種相關條例不很奏效，是因為體制內監督往往因利益關系、人情面子，加上某些監督者自身也未必能做到身正為范，而使監督流于形式或口號。很多曝光于網絡的問題，也證明了公眾監督的有效。然而，與體制內自上而下的監督不同，沒有“名分”和權力的“草民”監督有權有勢的官員，風險自是難以回避的。人肉搜索出周久耕等的勝利，只是建立在周久耕確實被查出了問題的基礎上，但還有很多發帖監督官員的網民鋃鐺入獄，原因是“查無實據”，所以監督變為“誹謗”。如果說官員有不軌嫌疑，那這種嫌疑在沒有事實或官方認定的情況下，作為監督者的公眾或網民就無法看清這種嫌疑究竟是“老鼠屁股”還是“老虎屁股”，而一旦觸碰的是“老虎屁股”，監督者的下場往往就很不好看。

這里，有一個如何看待官員私權利的問題。現代政治理念秉承的是官員私權利有限原則——既為官、握有公權，那私權利就必須在服從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作出一定讓渡，而不再是普通公民的私權利，包括名譽權、隱私權等。比如同樣遭遇“誹謗”，對官員的“誹謗”只要沒有證據證明是惡意的，那“誹謗者”一般應予赦免。官員私權利有限的原則是基于公共利益至上的出發點，在官員私權利與公共利益的取舍中，后者具有優先主張的權利。

監督并曝光他人“私生活”的法律風險，幾乎是“一腳門里，一腳門外”；那么既要鼓勵公眾監督官員“私生活”，其前提是必須降低這種風險。而作為官員群體來說，一是應當正確理解個人私權利服從公共利益的原則，寬容群眾監督可能給自己帶來的某種利益損失；二是正確運用自我保護的申辯與澄清權利，只要能洗白自己，縱有“誹謗”也該無所畏懼，而不必動輒龍顏大怒。當然，最好的辦法是官員人人潔身自好、一塵不染，讓監督無用武之地。而這，也正是公眾監督所要達到的目標。